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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朝海禁开始,中国就基本停止了参与世界秩序建设的活动。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设立的国际秩序。直到二战期间,中国作为反日、反德、反意的盟国,被美国、英国和苏联邀请于1944年一同参与筹建联合国,才开始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共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秩序。在今天的中国,像尚德这种规模或更大的公司有数千个,甚至上万个,物质生活状况超过乾隆皇帝、道光皇帝的个人也不少。所以,如果跟过去比较,不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史无前例,不只是中行、工行上市融资规模破世界纪录,而且还会看到众多个人的生活条件和财富水平要比100多年前的皇帝更优越。就像许多同代人一样,1979年我在中南工业大学(现在改为中南大学)读书时选择的是计算机工程专业,1983年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选读的是网络系统工程。那时,大家要么学数理,要么学工程,正是“地大物博”财富观在专业选择、职业取向中的具体应用,以为只要中国有更多的工程师制造出更多的机器,从而就更“物博”了,财富就更多了。直到近几年,人们还是认为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这类社会科学既不造物,又不生财,所以普遍被认为不重要。现在,比较一下各国的贫富悬殊现状才发现,原来“地大物博”、物资丰富只能给一个国家提供优质的“先天条件”,但这些并不是“先决条件”。日本、美国与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彩票给彩金的平台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年的增长以及上面谈到的金融创新只是造就了少数首富,而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其实不然,因为即使老百姓手头的流动财富并没有明显增长太多,但他们的人力资本财富肯定已经上升许多,结果是每人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都增加了。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

彩票给彩金的平台受益于改革开放,到今天,虽然农民真实收入在过去二十几年增长了许多,但农民的生活还非常苦。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设想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受到诸如战乱等的被迫中断,而是一直像过去二十几年那样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导中国,那么农民的生活条件今天会如何?那些战乱等多次中断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进程,户籍制度、就业身份歧视、教育身份歧视、制度化的城乡歧视与地区歧视等制约了农民发展的机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农民的途径。以纽约著名的帝国大厦为例,该大厦分为零售层、写字楼层和宾馆层。按照“地大物博”的财富观,由于其建设费用很高、存在的历史长,等等,因此这栋楼作为资产的账面价值应该很高。但是,客观地讲,不管这栋楼的建设投资是多少或者历史有多久,其财富价值(或者任何有兴趣买下这栋楼的一方愿意出的价格)都会由帝国大厦在未来多年能产生的现金流的折现总值来决定。未来产生的现金流越高,这栋楼所代表的财富就越高。有了这种评价资产的财富价值的观念后,我们就更能理解财富的脆弱性:几乎所有的美国财富都以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这些资产的价值又都取决于它们未来所能带来的现金流,但这些现金流的多少最终受制于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因此,当你拿掉这些制度与经济体系时,那些资产就不值几个钱了。关于世界经济秩序、IMF、世界银行、联合国,还有协调跨国贸易规则的WTO及其前身GATT等,这些国际组织的建立及其历史背景,当然不是几千字就能讲清楚的。但有一点是显然的,到1978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时,过去200年发达国家逐步建立的这些国际游戏规则不仅使中国面对的外贸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使世界出口市场的容量大大增加,以至于中国工厂制造多少,世界市场就能吸收多少。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成功当然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功劳,但是回想起来,中国在这些年里似乎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国门打开,打开得越多,世界经济让中国经济增长越多。

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后,其主要作用是谴责、约束(非强制性地)不规范的国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联合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出声音的场所,因为在二战之前总是有强国发表意见、主导制定国际规则的机会与场所,但弱国却不然。联合国里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一票保证了这一点(联合国安理会则另当别论)。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讲。以美国为例,除了少数引发一系列经济制裁的情况外,美国政府按以下两条原则来处理其海外产权被侵占的事态:第一,外国政府没收美国公司或个人在海外的产权时,如果是出于公众利益(比如铁路、桥梁、矿山),那么基本能接受;第二,即使是出于公众目的,没收外国公司或个人财产时,当事国必须支付足够合理的赔偿。正因为这两条原则,20世纪中叶美国公司在海外的产权被多次没收时,并没有引发战争,但争论、谈判的焦点都集中在赔偿价格上。彩票给彩金的平台20世纪之前的美国跟传统中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多数人以农为生,“大家族”也起着经济互助共同体的作用,政府基本不提供任何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救济,只有一些民间慈善机构提供有限的补助。但19世纪的工业革命、铁路交通的发展慢慢改变了美国原来的社会结构,人口流动大增,为了就业一生中可能搬家数次。于是,到20世纪初,以家族为基础的经济互助共同体开始瓦解。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更是把这种瓦解所隐含的问题暴露无遗: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老百姓的收入安全怎么保障?193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法》则是联邦政府的第一次回应,该法案授权成立“社会安全管理局”和“社会安全保障基金”,其目的是:(1)为老年人提供退休养老金,(2)为残疾人提供生活费与医疗费,(3)要求各州政府为公民提供起码的失业保险。196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修正法案》又补充了一项:为贫困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Medicare和Medicaid)。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的家庭和老年人。社保基金于1937年开始,第一年共支付128万美元给老百姓,到1999年则共付出3858亿美元各类社会福利。除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与退休金外,个人自己也可从保险公司购买各类保险与退休金产品。美国的这些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为所有家庭构造了一个可靠的安全网,让他们不用为未来担忧。这从另一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的消费倾向性这么高,只有不到4%的储蓄率。

为看清金融创新在其中起的作用,我们不妨把一个居民的财富分成两部分:流动财富(比如现金、银行存款、股票、金银、房地产)和人力资本(humancapital),其中流动财富是随时可以变现的,而人力资本则不然,不可随时变现。人力资本的价值通常等于一个居民未来数年的劳动收入的总折现值。一般讲,年轻人的流动财富少、人力资本很高,而老年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总之,一个人未来的收入越高,其人力资本则越高。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成立,正好是1907年的海牙协议之后,按理说,其世界处境比晚清要好。可是,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忙于组建共和国政府(在中国那是新鲜事、是重大改革),并面临随时可能突发的内乱局面;另一方面不久之后,也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那次大战于1918年停止,但它从根本上打破了战前的世界贸易格局,使跨国贸易、跨国资本流动变得艰难。20世纪70年代末的利率波动也为另一类金融创新奠定了基础:1983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首次推出长、中期利率期货,随后又推出利率期货期权。这些衍生证券再一次为各类信贷机构规避利率风险提供了方便。换句话说,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规避能力越强,它们提供各类贷款的能力就越高。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都有重兵压阵,在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都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他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

正是由于上述利率风险,当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利率高涨时,众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因早些年放出的长期固定利率贷款而出现重大亏损,迫使一系列银行与信贷公司破产倒闭,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那次危机又为下一轮金融创新创造了条件。1981年初推出浮动利率住房贷款,居民可选择逐年浮动、每3年浮动一次、每5年浮动一次,等等。这一创新增强了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规避能力,使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各类信贷机构在内的公司更愿意为各种收入阶层的老百姓提供住房贷款。在20世纪30年代中,墨西哥没收了大量的美国石油公司、矿业公司在墨西哥的自然资源财产。1937~1941年间,玻利维亚没收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财产。危地马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没收了美国公司在其境内拥有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智利在20世纪60年代没收了德国在其境内开采的铜矿。利比亚、伊朗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强行没收了英国在其境内的油田。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并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拍。此外,尽管海牙协议约束了债务双方的行为,但这毕竟是协议,在没有强制性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对于违约的国家,国际社会能采取的举措还是十分有限,最终还得依赖各国政府的自愿行为选择。在这种状况下,国际社会仍无法形成“文明化”的秩序。

尽管住房贷款与汽车贷款这两项金融创新对释放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已经有较明显的效果,但从图2–2中我们也看到,1998~2000年间北京居民储蓄率停留在18%左右,到2001年上升至22.9%,2002年下降到17.5%。这跟美国不到4%的储蓄率相比还是远远太高,使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多地依赖出口,内在的经济增长链在这里被卡住了。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并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拍。彩票给彩金的平台当然,如果以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为收入价值基准,由于这些费用近年增加了许多倍,农民的实际收入能力反而下降了。不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增加后,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否则就不叫人们的收入在增长了),而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劳动力大多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高于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换言之,由于医疗和教育行业属于高级劳动力密集的服务行业,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的时候,这些服务业的成本增长速度必然高于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今后的趋势只会继续如此,以人工为主体越多的服务行业,其真实价格会越来越高,而制造品会越来越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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